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迷上了黑泽明的电影。我的第一部黑泽明片是《七武士》,在学校最好的戏院放映。满坑满谷地挤满了观众,连走道上都是人。咚咚咚的鼓声,开启了序幕,斜斜的汉字一排排随鼓声出现,一阵子之后,美国大孩子开始发出讪笑,他们一个字也不认识。可是,山贼的群马轰隆轰隆奔驰过山腰,戏院里忽然雅雀无声,空气中有一股聚精会神的气氛。
电影完了以后,我充满了感动的情绪,黑泽明的影像征服了我,也征服了那些浮躁的美国大学生。出场时,大家脸上好像都安静庄严起来,没有人再骂日本人说话的怪声怪调。那一回,我有深切的亚洲骄傲。后来,只要有黑泽明的老片,不管千里我都赶去。在那个没有录像和DVD的年代,要看足黑泽明大师的作品还真不容易。
终于得见庐山真面目是在二十年后了。地点是戛纳,黑泽明监制的《梦》请众媒体吃午饭。我怀着忐忑的情,远远看着坐在主桌的大师,后来排队请他在《梦》的明信片签名,我在他面前虔诚而恭敬地鞠了一躬。
看《梦》时许多记者和影评人都睡着了。大家觉得节奏缓慢,内容有点说教,电影完时有人大声鼓掌,有人。楼下支持的人与楼上反对的人竟然吵起来了。我的感觉是年事已高的大师,仍有许多没说出的话,仍然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循循善诱地追求一个求环保求和平的乌托邦世界。只是他有点不耐烦一点一滴地编故事了。
在台湾,黑泽明似乎也被小津安二郎的光芒遮蔽了。然而黑泽明到底知道台湾电影表现不凡,我也因此得到一生最荣耀的机会,被邀至他在东京世谷区的家中一瞻风采,那天出席的有侯孝贤、朱天文以及我们最喜欢的黑泽明身旁的副导野上照代。那天,亲眼看到大师,坐在他家客厅看到他的奥斯卡奖和金棕榈奖,我们都兴奋异常。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四个小时,谈拍《七武士》时如何站在泥潭中数小时,以致脚趾冻烂,终身不能复原;他感叹电影品质的衰落,感叹日本商人的不识文化,并回忆他和小津,沟口在日本电影黄金时期的上个世纪30年代,大伙如何良性竞争,互相砥砺。他微笑地追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他的主题没离开过电影。我很吃惊,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哪里还有这么多热情,还有理想,还有愤?电影是他的生命,他燃烧着这样的生命,也照亮了多少世人的心灵!然而环境却不允许他发挥理想。1971年,开始再没有人投资他拍片,大导演在悲伤之余,就在世谷宅中,割腕二十一处企图自杀。被救回之后,他竟然能拍出《德梦乌扎拉》这样的另一部杰作。20世纪80年代,他等人支持他的理想《乱》,三年拿不到投资,他就在家里一张一张画出几百幅彩色分镜头草图,构图高超,色彩饱满,和最后的银幕呈现一模一样。
日本人称他“电影天皇”,最初据说有讽意,指他在指挥现场的专制独裁。可是那日在他家中,我只看到一个句句珠玑的伟大艺术家,他打开了他的心灵,我一点也不惊奇,因为和他的作品竟能毫无轩轾。从内到外,他是不折不扣的巨人。(焦雄屏)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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