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祖籍山东，1967年8月21日生于河北石家庄。现在香港凤凰卫视担任主持人。刚开始主持的常态节目是《相聚凤凰台》，后担任过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的主播。文涛参与过的常态节目还有访谈节目《锵锵三人行》、栏目剧《老窦一家亲》《老窦酒吧》等。较为重大的特别节目有《悼念邓小平特别报道》《香港回归60小时直播》《莫斯科中国申奥直播》等。2004年，他在奥运期间主持《奥运连环阵》，受到了广大网友的热烈欢迎。

　　采访手记

　　对话人物：窦文涛、本报记者雷丹

　　对话时间：2005年2月24日

　　对于窦文涛的所有直观主观客观印象，在采访之前，完全来源于初高中对凤凰卫视的追捧。虽然那时候看凤凰更多的是因为那些日韩偶像剧，但平时也会谈起他的节目，觉得这个主持人长得不好，说话还磕磕巴巴，但却不让人觉得讨厌，也总说一些实话———现在看来，正如窦文涛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当初可以赢得观众的喜爱，除了凤凰这个良好的平台，就在于一个“真”上。

　　如今窦文涛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能够熟练驾驭各种节目的主持人了。从形式上讲，他说话已经彻底告别了“磕磕巴巴”；从内容上讲，这个人说话现在越来越滴水不漏了，用书面点儿的词来说就是辩证。

　　在采访中，他是一个“谈话感”好到让你觉得不真实的访问对象，你甚至不大能够在他的话语中听到太多思考过程的存在，这也许是他做为主持人的优势所在吧。

　　在上周末上海举行的“2005中国电视主持人论坛暨年度颁奖盛典”中，他与朱军、刘仪伟一同获得了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从7年前到现在，窦文涛的得奖一方面说明了他的进步，和做为主持人形象在内地的深入人心；一方面也提醒了内地同行：谈话类节目不是轻易就可以驾驭的，平时要注意积累，整体水准仍旧有待提高。

　　新年新挑战

　　《文涛拍案》这个节目需要我尽量说真话，需要我不断学习

　　新京报：新年伊始，文涛，年过得如何？

　　窦文涛：我家在石家庄，过年就是回家跟父母兄弟在一起。现在人们都说过年越来越没意思，我觉得我们家过年还是很有气氛的，而且石家庄现在还允许放鞭炮，典型的北方人家过年的方式，很喜庆。

　　新京报：听说2005年《文涛拍案》又重新开播了？

　　窦文涛：对，今年的主要精力就是做《文涛拍案》。这个节目是时隔一年重新开播的。

　　背景换成新的了，案子也是新的，就是与时俱进呗。

　　新京报：我听说《文涛拍案》是一个法制节目？这似乎和你的“脱口秀”风格不太相符。

　　窦文涛：我不认为它是个法制节目，它将不限于法制案件，而会有更多“公案”———就是从我一个平民小百姓的角度，去讲述一些社会传奇故事，比较侧重对人的故事或者命运的讲述。

　　新京报：和《锵锵三人行》相比，《文涛拍案》有什么新挑战？

　　窦文涛：它需要我不断地学习。《锵锵三人行》特别多的是即兴的东西，更多靠我平时的积累；而《文涛拍案》中，会涉及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对于这些我以前没有知道的兴趣，确实很无知。但是现在你要做这个工作，又不愿意让自己不真诚，就必须花费苦功夫，通过学习，向自己要感受。

　　新京报：不愿意让自己不真诚———这是节目本身带给你的难题吗？

　　窦文涛：这个节目也许形式会变，内容会变，但我想有一个原则没变，就是尽量说真话吧。有些事儿，不允许说可以不说；但是一旦说了话，还是让自己尽量真诚一些。当然，连什么是“真”，自己有的时候也糊涂，但是我想有句话叫做“我口说我心”，只有心有所感，才能发而为言。

　　性格带来压力

　　我性格有点儿自卑，如果不需要工作，宁可离这个世界远远的

　　新京报：刚才说到学习，学习其实是件好事，它能无形中丰富你的生活。

　　窦文涛：没错，所以我就老说，工作丰富了生活。因为有了这份工作，在凤凰这么多年，有时候一回首，也觉得挺有意思。很多历史大事，你都参与了，很多重大事件，你都认真地看过，认真地了解，还真的是丰富了你的经历，要不然我可能是个很贫乏的人，而且是无知到可怕。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要照我个人性格，如果不需要工作的话，我连报纸、电视都没兴趣看，完全希望离这个世界远远的。我这人有点儿自闭，只关心自己关心的；而我自己关心的，又不是人民大众关心的(笑)。

　　新京报：这似乎不像一个新闻行业从事者，尤其是节目主持人应该有的性格啊。

　　窦文涛：所以对我来讲，做传媒这行始终有这么一个困难，我不像我们台很多老师，他们关心天下大事，关心政治经济，这些领域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但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个演员，你不让我演这出戏，我就对这个一点儿兴趣没有。但是如果让我演这出戏，我就得对这个感起兴趣来。幸好，我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进入角色比较快。

　　新京报：那以你所讲的自己的这种性格，加上现在观众口味越来越高，做电视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会不会感觉到压力？

　　窦文涛：我得想想我现在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我考虑问题有点儿自闭———我们家人天性都这样。同行的竞争，是决策者，台长考虑的，这些事情我不大考虑到。不过我的确觉得水涨船高，本台很多节目主持人，他们做的节目，提高得很快，让我觉得不如人家。

　　其实我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于“友朋、友台”，对于周边的节目，可能我还不如一般观众了解得多。我的压力更多来自自己。我这个人天性有点儿自卑，我总是想我为什么不能做到我想象的那样好，这是我最沮丧的地方。

　　惧怕“主持人”

　　我觉得做这行有点儿像劳改，逼着自己改造自己

　　新京报：也许是你自己要求太严格了。从《相距凤凰台》、《锵锵三人行》、到《文涛拍案》，你在凤凰7年时间，主持了好几档节目，也是在不断地开拓着节目类型的。

　　窦文涛：我觉得不能叫“开拓”，准确地说是摸索，或者说尝试。因为我自己，准确地说，没有任何尝试是及格的，或者是成功的。

　　我前两天还在跟领导讲，我这个人基本上是个技术型的人，是一个工匠，我琢磨得更多的则是如何体现一个题材，怎么把事情说生动了，说明白了。而具体的题材选择，我很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希望得到来自领导和观众的指导。

　　新京报：题材选择上缺乏主动性，会不会跟你前面谈的不读书不看报有关？

　　窦文涛：(笑)我看书，但我看的书跟当今社会的主旋律风马云不相及；我关心很多东西，但我关心的东西观众并不见得感兴趣，那只是我的个人偏好。

　　所以我老是说，如果不是凤凰的工作，我会变成另一个人。我之所以现在对于社会和周边的新闻还能够有一个浅薄的了解，完全是因为我做的这个工作。

　　新京报：能感觉出，你在不断地修正这种“自闭”的性格。

　　窦文涛：这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媒体的主持人，必须自觉地接受人民的再教育。就是说你还是本分的，你最大的快乐是希望大家喜欢你的节目。因为有这样一个动力，就开始逼着自己要改造自己，乃至于改造自己的兴趣，你需要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家伙儿感兴趣的事情上，而不是个人感兴趣的事情。

　　新京报：很矛盾啊！一方面，做主持有悖你的性格，让你觉得痛苦；而另一方面，你“痛苦”地改变自己，似乎又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最大的快乐”？

　　窦文涛：主持人这个行业……大家都以为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其实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是有点儿惧怕这个职业，我觉得做这行有点儿像劳改。(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不断劳动，然后在劳动中发现自己的缺点，然后再改正———有时候自己都觉得烦，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不犯错误？

　　劳动改造之路是走不完的，但是可能几年之后你再回头一看，你的人，早已经改变。

　　你与八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不觉得自己成功

　　这么多年下来，我的工作败多胜少，希望新年能做一个乐观的人

　　新京报：但你不能否认你是一个目前比较成功的，老百姓喜欢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并且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窦文涛：不是说我做好了，“成功”了———这个问题的前提我不承认。

　　我是一个失败感很重的人，我整天生活在焦急跟不满中，觉得自己很笨，不够聪明。

　　这么多年下来，我的工作真是败多胜少，做的节目大多数都不大好。

　　电视主持人不像写小说、拍电影，可以自己闭门修改。

　　电视主持人的播出压力让你没办法“藏拙”，有的时候我想起当年自己做的节目也会脸红。这么多年，老观众能看出这样变化。多少次出丑、犯错、跌跌撞撞，你都不能藏拙。

　　我其实也脸皮儿薄啊，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大家，但是没办法，你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已经历历在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于是乎，我与观众就是这么多年，一路共生，挣扎到今天。这种互动，这种观众与主持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颠沛流离的缘分。所以我是一个什么人，“成不成功”，这不是一个静态的结论，而是一个过程。(就是在节目中不断成长？)希望自己是往正确的方向成长，但也曾经经常误入迷途。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2005你的最大心愿是什么？

　　窦文涛：我们家的人，有个心理上的缺点———容易心重。

　　我新年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乐观的人，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或者文雅点儿说是成为一个宠辱不惊的人。只有一个宠辱不惊的人，一个乐观的人，一个什么打击都不能改变的人才有可能正视自己。本报记者雷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