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是最特殊的一个群体，虽然他们总处于聚光灯下，可很少有人来真正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永远处于耀眼的明星光环之下或者风光的影片宣传中，只有当他们累倒、病发，我们或许才会去看他们工作的强度、艰辛和困扰的问题。今天，我们展开调查，研究方法未必系统，权当一次提醒，希望，从今天起，导演们的真实生存状况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被访者NO.1：杨亚洲

　　“为了不睡着，我只能走着路看片”

　　49岁

　　作品包括《没事偷着乐》、《美丽的大脚》、《空镜子》

杨亚洲

李少红

　　杨亚洲自从凭《美丽的大脚》拿了“金鸡奖”最佳导演，排着队来找他拍片的人就络绎不绝，但他表示：“为了我心爱的事业，还是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能一年接太多的片子。”

　　对于陈逸飞的骤然去世，杨亚洲震惊又惋惜。陈逸飞在电影《理发师》中用了两个人，一个是演员刘冠军，一个是摄影师王晓明。这两人都与杨亚洲有关，因为他们都是杨亚洲在拍戏时用过的得力干将。去年牛振华过世，我就特别受触动，也给我提了个醒，我们只是因为爱这行才这么拼命，但如果是因为爱，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杨亚洲其实也是个拼命三郎，虽然这种累并不以意志为转移。“导演最缺睡觉，通宵不睡是常事。他向记者讲述了在拍摄《美丽的大脚》时的一个故事。

　　那是拍摄的最后一天，他早上4点起床，花两个小时车程赶到拍摄地，拍到晚上10点再回到驻地，收拾行李物件，连夜赶到80公里外另一个县的影院(因为他们所在的县没有影院)看样片。凌晨1点开始看，这时，他和工作组的成员已经目困得不行了。其他人纷纷趴在椅子上睡着了，他为了不让自己睡着，不敢坐着看就站着看。“我父亲是军人，小时候他常给我讲战士们站岗时太累可以站着就睡着，我不相信。可那次，我信了，人在极度疲倦的情况下站着真能睡着。最后，我只好走来走去看片，顺着走，再倒着走，就这样看了5个小时样片直到清晨。为了赶回北京的飞机，我们又立即出发往银川赶，结果路上，我们另一辆车还发生车祸，伤了两人，我是导演，我不能不管啊，送他们去医院，确认没事后，已是中午12点，这时飞机已经延误，只好改乘火车回北京。就这样连轴转。”

　　杨亚洲说自己身体底子其实挺好，因为以前坚持打篮球，而且不喝酒，五六年前烟也戒了，也不靠喝咖啡苦撑，但现在做导演，真是没时间继续锻炼身体，“不是懒，有时间只想补觉。我老说，现在发胖，是因为累，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得靠饭来补，而且老吃盒饭，能不胖嘛！”

　　被访者NO.2：路学长　　

　　“中暑后休息一会继续拍摄”

　　41岁

　　作品包括《长大成人》、《非常夏日》、《卡拉是条狗》

　　路学长的作息在圈子里算正常的：3点睡觉，10点起床。当然，如果碰到工作就没法预计了———拍戏的时候，本身拼的就是体力和脑力，整天超负荷工作，曾经连续5天只睡2-3小时，在40摄氏度高温下一拍就是一天。

　　他表示无奈：“没办法，导演白天要拍戏，只能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来想第二天的戏。既然选择了导演这个辛苦的职业，就得认真做下去。”

　　拍戏的时候，由于神经高度紧张，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体问题。于是，当拍摄《非常夏日》的时候，他中暑了：“当时我们正在高速公路上拍，拍摄车上没有遮阳棚，温度高达40摄氏度，我中暑昏过去了。”可是，为了怕耽误拍摄，路学长没有去医院，只是取了一些解暑药吞下，休息了一会后继续拍摄。

　　“虽然知道要在适当的时候保重身体，闲下来还应锻炼一下，但真的工作起来根本由不得自己，平时也没有恒心好好保养身体，这种作息时间是改不掉了。”他说。

　　如果纯粹做导演，只对电影的艺术质量负责的话，这么压力就没有现在这么大，也不会这么忙了。但现在导演要亲自找资金，碰到剧本不好还得改剧本，有时还难免会遇到一些人事上的纠纷。好在现在制片主任会帮助导演处理掉一些资金方面的琐碎事情，这总算省下了不少心。老导演就好多了，他们不用考虑太多资金的问题，压力会比我们小很多。”路学长大倒苦水，谈起刚刚过世的陈逸飞他说：“其实他比一般导演更累，因为除了导演，他还是投资方与制片方，不仅要考虑到投资的压力，还会在资金运转等方面纠缠掉不少精力，这样很容易过度劳累。”

　　被访者NO.3：周晓文

　　“导演更多是心累而不是身累”

　　50岁

　　作品包括《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秦颂》、《天龙八部》

　　周晓文与别的导演不同，不屑于多谈导演工作在身体上的劳累，他说：“导演这一职业毫无疑问很累，但身体再累也累不过煤矿工人或地质队员吧？我一向认为导演的累更主要是心累，尤其是现在拍片子，压力太大了。现在不比以前国家投资拍片，那时候，只要国家定了这个项目，一切都很单纯简单，各司其职，剧组按部就班，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导演除了导好戏，一切后勤的事都有人帮助打理。现在呢，是私人或企业投资拍片，投资方会有要求，制片人有要求，发行方也有要求，他们意见还不一定一致，全压给导演来负责、协调。导演还被要求用最少的时间办最多的事，你说导演们能不心累吗？身心俱疲就是这样的，长此以往，谁能撑得住？全是在拼，拼谁精力足。”

　　周晓文说自己也有几乎所有导演都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抽烟、喝咖啡、吃安眠药。“懒得锻炼，没人监督，不自觉，也从不主动去体检，有病才去看。不过，这次陈逸飞的事，给我敲响了警钟，真是想不到，去年10月碰见他还活蹦乱跳、红光满面的，说走就走了。这么玩命干嘛？简直成‘亡命徒’了，唉……”

　　被访者NO.4：徐静蕾

　　“胃痛到被救护车救走”

　　作品包括《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徐静蕾演而优则导，才拍了两部影片，还算个新人导演，但她一部接一部的频率已算高产，目前她又在准备她个人的第三部长片。当她还在电影中扮演“青春玉女”时，真没觉得身体有多不好。“胃病一直有，可说实话，当导演后，工作更辛苦、压力更大，吃饭、休息更不规律，病情加重了。”有时候，她会看着镜子对自己说：“你看你老得这么快，脸色这么差，还非要做导演，图什么？”但她说她的一个朋友笑她：“其实只是到年纪了，而且你从小就脸色不好。”于是她也就不自怜了。

　　拍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她有一次胃痛到被救护车接走，“真是这辈子第一次乘救护车。前一天就开始疼，忍着，胡乱吃一些胃药，继续工作，但到第二天也没见好，实在撑不住了，才去医院。”后来，一向怕去医院的徐静蕾经朋友介绍到上海某医院做了个彻底的检查，查出胃溃疡、胃粘膜萎缩、胃窦炎。所以，这次听闻陈逸飞的噩耗，她紧接着就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你也要当心啊，你看导演当得累成这样……”

　　不过徐静蕾倒是认为没有一项工作是不累的，但干什么都不值得去拼命，“没了身体什么都没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是怎有什么事情，自己没什么，家里人多伤心啊。”

　　被访者NO.5：李少红

　　“27小时连续工作心脏病发”

　　李少红最新影片就是去年上映的《恋爱中的宝贝》，回忆起拍摄这部电影时的情景，她还心有余悸。

　　当时已是深夜2时许，她在山东烟台的外景地工作室，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身边无人的她挣扎着爬出房门，被值班的服务员发现送往烟台市人民医院，诊断为心脏病。《恋爱中的宝贝》的拍戏进程也一度搁浅。主要原因在于《恋爱中的宝贝》开机后，就一直在赶戏，平均一天拍戏16个小时，李少红每天坚持在片场，有一天在北京拍摄时连续工作27小时没有睡上一会儿。当时又逢夏天，连续紧张的拍摄和持续的高温，让李少红终于体力不支，累倒在片场。不过病还没好，李少红又继续带病执导大场面。

　　她表示，导演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拍摄进度不会因为你个人的因素而放慢，自己在那么多的工作实践中，早已习惯了。她在工作中，更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流之辈而降低难度。

　　被访者NO.6：陆川

　　“因为《可可西里》35岁开始谢顶”

　　作品包括《寻枪》、《可可西里》

　　拍完了《可可西里》，陆川经常说这么一句话：没进可可西里之前，我还是个热血青年，现在已经变成中年秃头了。为了拍摄这部挑战生命极限的电影，他几乎把命都搭进去了。

　　陆川想起，当时进入可可西里、五道梁周边地区拍摄重头戏，海拔达4500米-5000米，天气恶劣多变，气候异常，剧组大多演职人员包括陆川在内高原反应强烈，身体不适，头疼、头晕呕吐、缺氧、感冒发烧，晚上缺氧睡不着觉，甚至有的人出现肺部感染、心脏病等疾病。剧组在11月转场来到冷湖之后，已经是严冬季节，大队深入当地雪山无人区，在零下20摄氏度的风雪中拍摄，剧组成员上上下下至此早已身心疲惫，陆川当时也已经撑不下去，但作为导演，他想自己不能倒下，所以他不管多苦、多累都坚持着。

　　陆川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我没法告诉你那时候拍摄有多么绝望，计划每天列出来都完成不了，天灾人祸每天不断。你越拍越绝望，人的体力极度透支。现在看片子，我都在想，天啊，怎么拍的？！那种暴风雪，人站在那儿，上半身若隐若现，下半身根本看不到。如果说拉一条船靠100个纤夫的话，位置上我可能排第一个，但我考虑更多的是方向，而不是这个船的重量。在我当时的位置，只是先关注如何把这个团队带到最后，哪还有时间想自己？”

　　最后当这条船最终驶向胜利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谢顶，患上了心脏病，“导演就是这样，辛苦的时候从不会想到要付出身体的代价什么，但到一部戏完了，可以休整一下，却发现已经伤痕累累。但就看你怎么看待生命，认为什么是最值得的。”

　　“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从小就想做电影导演了吧？我说，没那回事。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看过我爸拍电影，觉得很可怕，我在摄影棚里坐了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四五个小时过去，一个镜头也没拍。不瞒各位说，我做了导演以后有过14个小时一个镜头也没拍成的经历，最近拍《无极》就有，而且不止一次。可见做电影导演真是个苦活儿。但是，看我爸爸拍电影的时候，所有人又都是兴高采烈疯疯癫癫的样子，那时我真不懂为什么，后来我懂了，你迷上了电影，你这个人就完了。有时候，我觉得电影导演很像舞台上大幅度做着无实物动作的现代舞演员，我们仿佛在苦苦铸造什么，铸造的东西却看不见，那其实是一个梦想，一个可以装进胶片盒子的梦想……

　　电影是什么？对我们这些电影导演来说，是我们心中一点永远的惦念，是眼中酸酸的泪，有时是一块永远也搔不到的痒痒肉，是我们烦恼和欢喜的全部……

　　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孤独地与你结伴同行》，我想这就是我们同电影之间关系的写照，让我们继续孤独地与电影结伴同行，找寻梦和渴望。” (有部分删节)

　　困扰中国导演的四大问题

　　问题一：没有相关电影摄制法规

　　在中国，没有相关的电影电视摄制法令法规，导致摄制人员无法可依。当电影拍摄也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商品经济，其实并没有完成成功跨越，一切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太多外界因素干扰导演，给他们形成艺术以外的压力。周晓文说：“在国外，比如美国，就有电影法，各岗位权责分明，一开始，投资人、制片人会和导演一起商量，拍不拍这部片子由出钱的人说了算，一旦定了，导演就负责到底，其它方面不会有太多干预。但中国就不行，导演要兼顾各方利益要求，而且提意见的人还特别多，许多时候，在艺术创作中，违反创作规律的事频频发生。如果拍不好，最后全怪在导演一人头上，你说导演压力能不大吗？现在，谁来全面负艺术上的责任，是模糊的。我也不知道中国这方面相关的法律什么时候出台，能不能出台，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出台，中国导演的生存状况就无法根本改变。”

　　问题二：中国还是导演中心制

　　按理说，现在的中国电影应该进入制片人制时代，但杨亚洲认为，制片人制离中国还有一段距离，由于旧的体制不能一下子改变，中国仍处于导演中心制时代，导演成了个大家长，事无巨细，样样都要管，服装、化妆、灯光、摄像、道具……都得操心。由于分工不明细，导演承担了太多本职以外的冗务，集压力于一人之身。拍摄时，导演又要想着观众，又要想着投资方，还得兼顾让政府喜欢，最后还得通过审查。可谓劳心又劳力。那么，中国导演到底有无必要这么卖命呢？杨亚洲说得实在：“不得不玩命啊，因为不这样付出，你就出不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中国当导演，必须有一副好身板儿。”

　　问题三：投资方总想少花成本多办事

　　导演样样都要管，但最终是出钱的人说了算，因此大多数导演心情并不舒畅。因为很多投资人都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甚至总是功利地希望花小钱办大事，用最短的时间拍最好的片子。这对导演其实是最大的伤害，既剥夺了他们充分的艺术创作时间，也对他们构成了强烈的压力。

　　问题四：中国导演酬金没有保障

　　周晓文和杨亚洲都提到，中国导演是摄制组里相对挣得最少的，他们的投入产出比最低，付出最多，却一定不是剧组中拿得最多的人。“甚至有时候还会遭遇拖欠，我认识一个还算拍过不少戏的导演，他说他拍戏拍到今天，就没拿过一回完整的酬金，总是被克扣一些。”周晓文说：“因为导演不像演员，演员是拍摄前拿钱，而导演因为总要等到制作完后期才拿钱，有的老板就会觉得都把你用完了，也就没必要多给你钱了。”杨亚洲非常羡慕国外按小时给导演算酬金，他也感叹中国导演的回报太低，与知名演员没得比。付出那么多，还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也会造成导演族群心理失衡，给他们的心理健康罩上阴影。（黄斌 袁媛 朱美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