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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每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不寻常的女人。”可这话用到大导演张艺谋的身上，却失了效。因为十年来张艺谋的成功都离不开他背后的一位男人。无论是张艺谋低迷失落，还是志得意满，这个男人都始终像一根粗壮的树桩一样，支撑在张艺谋的身后，和张艺谋牢牢绑在一起，休戚相依，荣辱与共。这个男人就是—
—张伟平。
张伟平与张艺谋
在张伟平身上、在他和张艺谋之间，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像：张伟平这个和电影圈八竿子都打不着边的人，怎么就能结识了在国际上都赫赫有名的张艺谋？
原来连电影电视都不爱看的张伟平，又是怎么放着其他赚大钱的买卖不干，赔钱上千万也要拍电影？
给张艺谋投资拍电影，至今已逾8部，两人间竟没有过一字协议、合同。
众人视线外的张艺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着什么样的致命弱点？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周杰伦的角色和故事竟然完全是出自张伟平的念头！
这些故事要是说出来，精彩程度甚至不比张艺谋的大片逊色多少。
就在张艺谋的最新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一个月就要上映之前，我们独家采访了张伟平。用张伟平自己的话说，在采访中，“好多事都是第一次讲。”
“底儿掉”——张伟平何许人也？
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年轻时印象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我家是军人世家，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都曾经是军人，除了我和妹妹。我籍贯是山东，在北京出生，然后在沈阳长到16岁回到北京，文革后期在沈阳的小学、中学生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一直是个孩子王，喜欢交朋友，整天带着一群小伙伴。记得那时候街坊陈宾才叔叔是练拳击的，曾经是文革前东三省的冠军，9岁起我开始跟他练拳击，回到北京后我和我哥哥又跟随王国军、于福山二位老师在当时的西单体育场玩儿过一阵子，我记得那时候王国军老师每天都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自行车上搭了一条毛巾，特别朴实，每天带我们练习结束后，他都要急急忙忙的回家给他的老母亲做饭，我们大家都非常敬重他，那时候拳击还不是合法的运动项目，改革开放后，王国军老师出任了国家拳击队总教练。我则坚持到做电影之前，电影的压力太大，实在没有时间。年轻时候我很气盛，爱打抱不平，打过不少架，身上这里那里都有打架留下的伤，但还比较幸运，否则可能都是独眼了。现在来讲，业余选手肯定不是我的对手，如果两三个人拿着家伙，在我有准备的情况下也占不了什么便宜，出手就会让对方倒下。
你在进入电影圈之前，都作过哪些行当？做的成绩如何？
我做过药剂师、医药代理商、航空食品供应商、房地产商。药剂师是接母亲的班，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是第一份工作，有着新鲜感、也有救死扶伤的使命感，很充实。后来又做了医药代理，赶上市场经济大潮，在市场上锻炼，而不是像药剂师，只是局限于医院这样一个圈子。中药代理的利润非常丰厚，你可以不买一件衣服、一双鞋，但你得病的话不可能不吃药，所以当时我公司的效益很好。再后来做航空食品，这些都是为了改变当时一穷二白的生活状况，获得一个经济上的可观回报，包括之后的房地产。
1991年，我开始做房地产，就是因为发现这个东西很简单，而且有能获得比中药代理更高的回报。举个例子来说啊，1993年我买了现在住的这个阳光广场的房子。当时这里的情景是一片荒地，稀稀拉拉地有些小平房，开发商花钱雇了个设计师装修了样板间，然后就开始卖他的阳光广场，你所能看到的就是样板间和一堆电脑里的图纸，告诉你这就是阳光广场，而你买的那一套就是图纸上画的一个小方块，标价是两千块美金一平米，全北京最贵的价格。一点都不夸张，那时的房地产就这么简单，对于消费者来说，看不到实物，一切都是未知数。我就觉得这个生意太简单了，做医药代理你还要学习，得知道药物的药理药性、毒副作用，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而地产几乎什么也不用，你不用懂，只要能找到一些懂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性了，你也不用钱，圈地本身是拿下审批手续，并不需要钱，唯一花钱的是弄一些图纸、做个样板间、请几个技术人员就行了。像我后来在《有话好好说》上投的2600万足够启动两个大型的房地产项目了。
我在房地产领域做得要比任志强、潘石屹他们早，当时我只做房地产前期一块，就是拿到一块地，完成所有的审批，达到“三平一通”就完事了。我喜欢简单直接、短平快地做事，所以不会再去一栋楼一栋楼地去盖、再去卖，那种战线拖得很长的事情我不喜欢。我要快刀斩乱麻，在电影方面也如此。投资之后，电影开拍的前期我不管，但拍摄结束后我就全程接手，宣传、推广，我一个人说了算，张艺谋这个时候也什么都不管，完全交给我。
我做这几行都很开心，很难评价自己是否成功。依靠我的性格，交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俗话说手大遮不过天，你就是再有能力，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一个事业，朋友给了我在人力资源上的巨大支持，做电影也是如此。
第一眼——张艺谋苦大仇深
作为一个商人能和搞艺术的张艺谋成为莫逆之交，这并不容易。
我喜欢交朋友，不过我很挑剔，就是第一眼感觉很重要，这人得顺眼，尖嘴猴腮的不行，总觉着不靠谱。感觉要是好了那怎么都成，要是不好的话都懒得搭理你，更别说吃饭喝茶了。艺谋就是我进入电影圈之前认识的。我本来不喜欢看电影，没时间。刚认识艺谋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当时他已经拍了《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可我都没看过，所以见他时想，这哥儿们是谁啊，一脸的苦大仇深，皱着眉头，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看上去跟艺术家没什么关系，即没留大胡子，也没弄个长发在脖子后面飘着，只是穿了个对襟的黑棉袄，整个一貌不惊人。但一聊之下，发现这哥儿们很真诚，我们也很投缘，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逐渐成了朋友。
我和艺谋认识的最初5年就是在一起玩儿，没有任何目的性，就觉得这哥儿们特朴实，朴实的很天真，比如你送他一件他喜欢的礼物，他能兴奋好几天，你请他吃遍京城美食，他最后还会特真诚的跟你说：“他最爱吃的还是羊肉泡馍。除了电影上的事，我们什么都聊，像当年买阳光广场这样的事情，我也特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跟我一块去了阳光广场的样板房，哎，你别说，还真让他说中了，本来我让他跟我一起买，他嫌太贵，还觉得房子盖出来肯定跟样板间不一样，事后这哥儿们很得意。
冯小刚曾经把他和投资人的关系比喻成“狼和狈”的关系，形象贴切，但听了让人毛骨悚然。你和张艺谋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作为制片人和导演张艺谋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从第一部电影《有话好好说》以来，我们之间没有签过一个字的协议，全是口头上的，说“定了”就开始操作。《有话好好说》的2600万是分三次打到张艺谋的账户上的，第一次是600万，后来两次分别是1000万，我们之间从没有合同、协议。像冯小刚他们，那一定是有协议，要签约的，但我和张艺谋没有，而且他可以在任何时间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比如像广西的大型演出《刘三姐》和后来的《印象丽江》，只要他愿意做的事儿，我都支持他。
我们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关系全因为从1995年到现在这10几年里，几乎是共同赴汤蹈火地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打击，其中的任何一次打击都可能击倒我们。张艺谋自称自己是一个抗击打能力比较强的人，我说那也要分打到什么部位，如果是致命的部位，抗击打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其实每个人都有它脆弱的一面，主要它是常人，但是我们哥俩这么多年来，背靠背的完成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险阻。张艺谋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善于反思反省，他就曾经特感慨的说过，我们这些年来，从险恶的环境中走到今天，实在是太不易了。当年他拍摄的影片并不被国内的观众所理解，像《菊豆》、《大红灯笼》等等，当时在国内公映时票房和市场并不理想，很多人说张艺谋是为了讨好、取悦外国人，而故意暴露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是为了到国外拿奖。我当年决定投资张艺谋的电影，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我坚信张艺谋的人品和真诚，做电影追求的是精神享受，是情谊无价，而不是像以前做医药和房地产业，追求的是物质享受和商业利润，从投资电影那一刻起，商业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所以我投资艺谋电影以来，我们之间不必签协议，更不必像商人一样互相约定，可能这种约定合乎法理，但却并不合乎情理。
我和艺谋的这种互补型，也是小刚在媒体上由衷感慨的原因所在。艺谋在看人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行，尤其是在看女人的问题上。我曾经跟他说过，在判断一个人可不可交这件事上，我是教授，你也就是个小学生，别看你眼睛大，那也是眼大漏神，而我是眼小聚光，眼睛不大，看人很准，我不会被她们的假象所迷惑，他承认我说的这一点，他的朋友很少，周围的人都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并不是朋友。他是比较封闭的，有艺术家的自恋，而我就是一个俗人，代表了普通观众，这样组合起来，在电影方面形成了绝对的互补，我会从观众的角度对他的电影进行纠正，在演员的配置、故事的安排上，都会顾及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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