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部悬疑片来说，生产者所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如何使博弈的力量接近平衡，使推理的线索更加复杂。这样才能制作出更为复杂缜密的故事情节，最大限度地满足文化消费者的感官需求。而这恰恰要求主创人员远离“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神探狄仁杰2》在收视率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功，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近日有评论指出，该剧与其第一部《武朝迷案》的区别是，在官家与民间之间，它向“官”的方向迈了一步，离“民”则远了一步，“不再贴近生活”。

　　作为一件以悬疑为卖点的大众文化产品，《神探狄仁杰》根本无须在“老百姓”的问题上着墨过多。或者说，是否关注中国古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非评判这一电视剧水平高低的标准。

　　对于一部悬疑片来说，生产者所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如何使博弈的力量接近平衡，使推理的线索更加复杂。只有在做到这两点以后，主创人员才能制作出更为复杂缜密的故事情节，最大限度地满足文化消费者的感官需求。而这恰恰要求主创人员远离“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推理作品的主人公大都与国家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甚至就是其中的一分子。由于这样的身份特征，他们可以从容调动国家资源，为自己的推理解谜活动服务。倘若以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力量对抗国家资源，以构筑悬念，显然会因为力量对比的失衡而丧失戏剧性。而倘若悬疑片中的反角能调动起与国家资源相抗衡的力量，那么政治斗争与军事阴谋也会成为情节展开的必然通道。

　　在《神探狄仁杰2》中，作者以大量篇幅描绘政治阴谋，多重间谍环环相扣，甚至将武周朝廷的多位高级官员设置成反角，将政治斗争的紧张与刺激呈现在观众面前。而这恰好是一簇国产现代背景悬疑、推理作品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神探狄仁杰》能轻松超越此前的多部国产现代背景推理片，甚至超过《大宋提刑官》，成为收视冠军与话题中心。所以，指《神探狄仁杰》由“古代涉案剧”演变为“古代版反恐斗争戏”实在是有些冤枉。钱雁秋写的本来就是一部古代中国版的《24》嘛。

　　当然，这并不是说底层民众的生活琐事中无法挖掘出足够的离奇情节。而这些恰好是通常意义上的以“推理”为核心的文化产品的关注所在。不过，随着推理类文化产品，尤其是推理小说的不断发展，瓶颈也随之出现。由于受到手段、能力与资源的限制，传统意义上的推理作品已经出现了“难以翻新”的局面，诡计、推理、情节都渐渐趋于雷同。坐着摇椅，抽抽烟斗就能找出破绽推理断案的故事已经很难再翻出什么新花样。相关的文化产品制造商多半只能依靠现代刑侦技术的协助，拓宽线索范围，加强情节的复杂性。很显然，让狄仁杰像李昌钰一样通过血型、指纹，甚至基因的途径分辨罪犯，确实有些难度。

　　无论是剧情构成还是故事节奏，《神探狄仁杰2》中的前两个故事都远远超过《武朝迷案》，可以说达到了国产悬疑电视剧的最高水平。但这也不是说其中并不存在问题。编剧在编制剧情大纲时一切为狄仁杰最终断案服务，导致了许多纰漏。在狄仁杰破解大谜团时，缺乏展开技巧，只能以独角戏的方式推进。更重要的是，在“蛇灵案”的最后部分，编剧露出了疲态，已经无法尽可能充分地将宏大的犯罪组织推演到极点，只能草草收场。作为悬疑与推理的核心，编剧的这种疲态可能成为《神探狄仁杰3》的一块绊脚石。　□拇姬（北京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