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最新纪录片《无用》即将在威尼斯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式

　　贾樟柯最新纪录片《无用》即将于9月3日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式，对于这部 迅速完成的影片人们知之甚少。最近著名影评人汤尼·雷恩代表英国《视与听》杂志采访了该片导演贾樟柯。

　　汤尼·雷恩(TonyRayns)是英国影评人、电影节策展人及作家，因对东亚电影的深入研究和人脉关系，成为中、日、韩、泰等地影人通往西方世界的一道窗口。他写过关于铃木清顺、王家卫和法斯宾德等导演的研究专著，也是侯孝贤、王家卫、贾樟柯电影的专职英文字幕翻译。

　　缘起

　　汤尼·雷恩(以下简称“汤”)：请解释这个电影计划的起源。它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有人请你去做这个电影？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无用》是我艺术家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去年完成第一部关于画家刘小东的《东》之后，我决定拍摄以女服装设计师马可为主要人物的纪录片《无用》。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被边缘化，公众也逐渐失去了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兴趣，关于中国社会的严肃思考变成了极其封闭的小圈子话题，中国人民全心全意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奇迹般地保持了足够的活力，大多数艺术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了对中国社会持续的观察和长时间的思考。显然，他们比一般人对社会的认识更有洞察力，我一直想把这些艺术家的工作、他们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通过电影的方法介绍给公众。这样便有了拍摄艺术家三部曲的想法。

　　当时马可正在她位于珠海的工作室，为在2007年巴黎秋冬时装周上发布“无用”系列服装做准备。她的作品超出了我对服装的认识，并且惊奇地发现，马可的“无用”竟然能使我们从服装的角度去关照中国的现实，并引发出对历史、记忆、消费主义、人际关系、行业兴衰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也让我有机会以服装为主题，在对整个服装经济链条进行观察时，面对了不同的生命存在状态。

　　好像是一个互动的行为艺术，从《东》到《无用》，我分别有机会与画家刘小东、服装设计师马可进行跨媒介的合作：他们分别以绘画和服装设计的方法，我以电影的方法，面对共同的现实情况，从相同的起点出发，利用不同的媒介创作。

　　对应

　　汤：在某些方面，《无用》是对于你的故事片《世界》的对应，比如说，它把中国放到全球眼界里的方式。它似乎巩固了你作品的转变———从地方的、以山西为根据地，并把焦点放在个体或小群体的故事，转到更大的故事里，并带有很多角色和一个更宽广范围的参考。你是这样看吗？

　　贾：《世界》以后，我越来越喜欢用一种板块的结构，在一部电影中表现不同的多组人物，或者去跨越不同的地区。比如《东》里面，画家刘小东连接起了中国三峡和泰国曼谷两个相隔遥远的亚洲区域；《三峡好人》里面，在同一个地点三峡，分别讲述互不关联的两个人物故事。在我看来，今天再用单一封闭的传统叙事，比如一对男女主角在90分钟之内贯穿始终地完成一个完整的戏剧，很难表现我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那种人类生活的复杂和多样性。今天，我们往往有机会同时生活在互不关联的多种人际关系，或者游走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之中。我们在对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区域进行对比和互相参考中形成我们新的经验世界。在中国，人们只了解一种现实的封闭时代结束了。在《无用》中，马可因为反叛服装流水线上的机器生产，产生了“无用”的创作；在山西，矿区的裁缝店因为广州的大型服装加工厂的存在而日渐凋零。广州的服装流水线、巴黎的时装发布会、山西的小裁缝店被一部电影“结构”在一起，彼此参照，或许才能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事实。

　　摆拍

　　汤：在片子里每个镜头都是仔细构造的，而且整体结构也仔细地被考虑过。这让这部片子与纪录片的传统———固有地基于观察和不介入，相对地无特定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你自己怎么看这部影片？是“摆拍的影片”吗？或者它主观地“抒发自己的观点”，与你的剧情片有何不同？

　　贾：我尽量使自己的拍摄处于一种自由之中。在拍摄现场，我会迅速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特别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去观察我的人物。这种恰当的距离感会使我们彼此自在、舒服，进而在时间的积累中，捕捉到空间和人的真实气息，甚至会和被拍的人物形成一种默契的互动，完成摄影机运动和人物的配合，这样看起来像是经过摆拍的剧情片一样。同时，我也不排斥纪录片中的摆拍，如果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真实，但它没有在摄影机前发生的时候，为何我们不用摆拍的方法，呈现这种真实呢？对我来说，纪录片中的主观判断非常重要，因为摄影机越靠近，现实有可能会越虚假，需要我们去判断和感受。

　　常有人说我的剧情片像纪录片，我的纪录片像剧情片。在拍故事片的时候，我往往想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并专门注意于人的日常状态的观察。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我往往会捕捉现实中的戏剧气氛，并将我的主观感受诚实地表达出来。

　　探索

　　汤：拍《无用》之前，你对于中国服装产业、服装设计和巴黎时尚知道多少？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次探索旅程？

　　贾：在拍摄《无用》之前，我对整个服装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是一次丰富我自己经验世界的拍摄，的确是一次打开我个人局限的探索之旅。最近几年，“时尚”成为中国使用率最高的词汇，新的富有阶层热衷于追捧LV这类的品牌，很多人在消费这些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价格，并非欣赏一种设计。这种消费的狂热背后标志着在中国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标。拍摄《无用》帮助我通过观察服装，将焦点放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上。进入1990年代，经济生活几乎成为中国人唯一的生活内容。和马可的“无用”一样，这部影片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了目前盛行的消费主义，而在这方面的反省，我们的整个文化显得非常力不从心。在中国，时尚和权力有种密切的共谋关系；追逐不断推出的新品牌和不断抹煞历史记忆之间，有一种暧昧的关系，需要我们去追问。汤：你建构这部影片时，用了长的连续情节去描述在中国相对低度开发的地区，而且把焦点放在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问题上。你是否意识到这些连续情节结构和影片的主体有一种辩证的关系？

　　贾：“衣食住行”被认为是人类最基本的四种物质需求。当马可的“无用”超出服装的实用功能，直接承载精神信息的时候，基于对服装的全面观察，让我不能忽视服装的“有用”。在中国的欠开发地区，大多数劳动者对衣服的诉求仅是遮衣蔽体，在这点上，通过衣服作为中介，我有机会将服装和中国最基层的社会情况发生密切的联系。我想通过服装作为一种观察社会的角度，面对人的生存状况。

　　马可

　　汤：你介绍马可的时候，为什么用她和她的狗的场景，而且特别是那条狗正哺乳它的小狗？你对于马可希望做“无用”这种手工造的衣裳(与工业大量生产的衣裳对立)和紧挨自然有何感受？

　　贾：在马可位于广东珠海的工作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量的绿树和那几条自由散步的小狗。我想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背景里，马可将她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搬到城市之外，投入到大自然中，从某种层面上表明了她的文化立场。在“无用”的创作理念里，对记忆的珍惜，对时间积累带给人的心理感受的重视，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无用”本身有一种对中国快速发展，对速度本身，对以发展的理由抹杀记忆，及过度浪费自然资源的质疑和反叛。汤：你的影片是和关注衣服一样地去关注身体。你倾向于穿衣还是赤裸？你对于这件事的想法是否在某些方面受到你与刘小东最近合作的影响？

　　贾：的确，在与刘小东合作《东》之后，让我电影中的人物除了处于人际关系之中，是一个社会的人之外，还是一个自然的人。衣服除了是人的一种内心表情之外，紧贴我们皮肤的这一层物，好像也成了划分人的阶层的标志。但，当我们赤裸的时候，没有阶级的区别，只有人的美丽和肉身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