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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我一直说，好莱坞是把这种共通性做得最好的地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电影语言是西方人定下的，片型也是西方人定下的。一旦中国和西方的格式不符，就会出现水土不服。还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中国人其实也不看国片。200多年来，我们革命也革了，我们还一直在适应期。电影有它独特的问题，出了这个格式
，不只是西方观众难以接受，你们也不接受。所以所谓的导演都有好莱坞情结，其实是一种心理，只有到了好莱坞这个世界电影的大联盟里面，才能受到全世界关注。作为一个被大众认同的标志来说，好莱坞完整的机制、工作方式和平台，确实有吸引力。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急功近利，在压力下有点好大喜功，要一下子跳到西方电影的前面。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个明显事实，中国的电影100年和美国的电影100年是差很多的。不可能一下子跳过去。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好莱坞，片型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在国内，片种和观众之间一直缺乏约定俗成的关系，观影习惯还没建立，导演再有才华也没有用。我对冯小刚很佩服，因为只有他能建立起这个习惯。你今天要我来做大陆市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电影是集体创作的智慧。我其实很同情国内的同行，又要得奖，又要卖座、道德上又要受许可，又要探索人性。全世界100年来也没有人做到这样的电影，我觉得大家需要耐心。文化正在转型，我们正在建立自己的规则。电影其实拍的不仅仅是电影，盖大楼可以要求速度，文化可不行，需要耐心。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绿巨人》在你创作中的位置？似乎大多数美国影评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部电影的共通性。
李安：《绿巨人》是我唯一在好莱坞做的一部真正像好莱坞的作品，但观众的批评比较多。《卧虎藏龙》之后，我希望继续延伸我的创作，把一些俗文化的东西，从艺术的角度切入。《绿巨人》其实是一个终极自由的作品。拍艺术片，你说创作自由，可是没有钱，就是不自由，《绿巨人》用了1.6亿美元去拍，玩具很大，很过瘾。《绿巨人》其实是我挑战好莱坞的一部作品，我对电影的那种叛逆性，对美国主导世界不安的感觉都通过它表现出来，我用恐怖片去做，很过瘾。只是在发行方面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次为什么要决定拍摄张爱玲的《色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创作因素是什么？
李安：我觉得是剧本，剧本是中国电影最弱的一环，所以很多导演都在等好剧本，很多演员都在等好角色。对我来讲，剧本第一是选材、不是故事，我觉得故事很好编，角色也很容易塑造。但我需要一个题材让我能带着一群人保持一年的兴奋、很兴奋，让我觉得我必须拍一部电影来寻找答案，享受过程。本身的元素要让我能关心人生的很大问题。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色诱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电影是要吸引观众到一个黑盒子里来，要花钱花时间，必须要有新意才能让观众聚精会神地盯着大银幕，看两个钟头，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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