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和前夫当初的两年之约如果履行到最后，你真的会放下工作相夫教子吗？

　　翁红：如果他值得我这么做，我肯定会牺牲自己。但是如果不值得的事情去做不是很傻吗？并且婚姻也需要一个契机，正好我的心态比较吻合，我认为不管怎样，一个女人应该有她自己的空间，这对感情和双方都是好的。我希望 做一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女人，并且我一个人可以做9个人的饭。

　　新京报：经过这段婚变，你的择偶条件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翁红：我认为人成长的阶段和他的心态会相应的随之产生变化，像我原来就是个独身主义者，可是最后我也去尝试了婚姻，这个尝试很短暂，只有两年，这两年对我来讲，我还能够付出，还输得起，毕竟不是十几二十几年，因此我还是相信爱情，盼望感情的。婚姻对我现在来讲很奢侈，可是没有感情没有爱的人活着是没有意义、价值和动力的。

　　记者手记

　　见到翁红的时候，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看上去和以前的她判若两人———瘦了很多。而瘦的原因，除了排戏的辛苦外，就是她不久前恢复单身的事情了。对于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翁红表现得很爽朗，当记者委婉提出时，她很坦然地说是不是要谈个人问题。而她也提出，自己只不过是想做一个“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女人。

　　翁红这次是因为话剧《榆树下的欲望》接受记者的采访，对于这次演出，翁红称之为一个契机，是证明自己“虽然是个花瓶，但却是一个能装水的花瓶，是个有味道值得欣赏的花瓶的契机”。为了这个证明，她一天要上八节课学习发音、她让记者看了她在上海演出时受的伤，同时又小女人状的表示自己不能穿裙子了。

　　在对翁红的整个采访之中，她的不回避和自信让人很舒服，和她的谈话，不像是采访，而是两个女人之间对感情和生活的交流。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天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