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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照进现实》月底公映
徐静蕾执导的第三部电影《梦想照进现实》将于6月30日在全国公映。这是一部独特的电影，通片只有两个演员：一男一女，男的是导演，女的是演员，他俩在剧组驻扎的酒店房间内彻夜长谈——聊了什么？做了什么？都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已经提前看过影片的记者在这里
不方便透露详尽内容，以免扫了观众的猎奇欲和趣味性，记者只能提前告诉你，这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作品，它或许能令你兴高采烈，或许能令你昏昏欲睡，就看你是什么类型的观众、什么气质的人，以及你走到了什么样的人生阶段，面临着什么样的心理困境。
除了徐静蕾的号召力和“双簧戏”的特殊性，《梦想照进现实》最诱人的看点，在于它的剧本出自著名作家王朔之手。在毁誉参半的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之后，王朔多年不曾动笔，此番出手，直指娱乐圈的虚无与幻灭，由此推衍至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从某种意义上，可算是他沉寂多年的夫子自道，影片里那位喋喋不休的“男导演”，其实就是他的内心代言人。充斥于全片的连篇累牍的大段独白，充满了阔别重逢的王朔风格，所以这部电影对影迷、蕾迷、朔迷而言，都不容错失。
王朔与徐静蕾的联袂，以及电影里某种“男导演”与“女演员”的夜话，又似乎暗含着微妙莫测的角色对位——王朔与徐静蕾，同样的一男一女，他们之间到底交织着何等关系？只是最简单的编导合作关系吗？抑或者……？这样的电影，这样的合作，这样的对照，叫人想不八卦都不成，当事人当然不予解释，所以要想一探虚实，也只能到电影里去寻寻觅觅了。
带着对影片本身的种种创作疑问，记者联络到了深居简出的王朔，对他进行了难能可贵的独家专访，并由电影延伸开去，探寻了这些年他的心路历程。
我没法儿讨好“大众”
记者：我看了《梦想》，觉得它是一部成本很低的电影，最初为什么想写这样的东西？
王朔：创作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现在拍电影都要拍商业片，但是大投资的电影实际上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我觉得中国也没那么多有钱人，中国电影市场本身也没那么大容量。
记者：所以你想做小成本的电影？
王朔：我觉得电影好坏和成本高低没关系。大成本电影反倒受各方面的制约，一般来说都是类型片，类型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它们都是一个表达方式。加上去年的《宫里的日子》筹备了一年，最终因为一些资金的原因耽搁了下来，可徐静蕾作为一个导演不能一年不拍戏，把本行丢了，所以就写了这个。其实这种低成本、两个人、一场景的电影，实际上是非常考验导演的，你没有什么其他可使的招儿，基本功得到位，不可能像过去常规电影那样满世界拍那么容易了，会很考验人。
记者：也很考验编剧吧？
王朔：当然也考验剧本，但对我来说倒不难。我觉得人在生活中比较多的就是说话，而且聊一两个小时的天很正常，就看你聊得有没有意思了。
记者：为什么把男女主角设定成“导演和演员”的关系？
王朔：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编剧工作的。工作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创作上的困扰——到底写什么，能令自己满意，又能让所谓的观众满意？为谁而写，一直存在争论，过去说是为工农兵，现在有了商业电影的概念，又说是为了观众，市场是上帝，当然之前还有个说法，是艺术家的自我表达。
记者：所以你也在剧本里借导演和演员之口探讨了“谁是大众”的问题？
王朔：我个人认为没有大众一说。谁是大众啊？你想讨大众喜欢，只能是望洋兴叹。谁都不能代表大众来回答，所以我在剧本里也写到了，我只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尽管我是靠写作为生，但我不用每一个字儿都要讨人家喜欢，我也不知道谁是大众。我写这个剧本，不需要准备，就像写小说一样，不需要事先设计，自然流露就继续了。
导演不必尊重原著
记者：最初的剧本容量似乎比现在要多很多？
王朔：实际上剧本写冒了，大概写了4万字，最后拍成影像的也就一半多一点吧。徐静蕾要剪到100分钟之内肯定容量就更小了。但是我写的时候，这些都没考虑，首先我自己先写痛快了。
记者：那删掉你事先写好的大量对白，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遗憾？
王朔：我觉得无所谓，因为大家总是会自己去理解，电影你就保持一个最普通的效果就可以。说实在的，如果你不舍掉大段的独白，那个东西未必能表现出来，也不适合电影，那可能需要的是舞台上一个更封闭、更专注的环境才能体现。
记者：留着以后还可以做成话剧？
王朔：我个人认为可以做一次话剧尝试，因为它毕竟有个表演的连贯性。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导演可以尽情修改你的剧本？
王朔：我一直认为“改编应尊重原著”是非常可笑的，甚至我说原著表达的所谓思想情感都不必尊重，它最好出现第三个状态。比如说一个导演往往因为欣赏一部小说，从而去改编它，他本来是匍匐在这原著的力量下，但在拍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第三股力量、第三种状态和意识，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就是大家都没料到，这东西变成画面后居然是那样的。我觉得人的丰富性是无穷的，不能界定。大家都只是提供了一个立场和一个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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