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在中国电影史上为张艺谋和巩俐写下这样一段：“1987年，张艺谋穿着拖鞋找到了莫言，希望能将《红高粱》拍成电影。而他手中的底牌，只有巩俐，她那时还是个中戏二年级的学生，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散发着青春和纯洁，以及嘴唇上掩藏不住的欲望。而骨子里那不可屈服的倔强以及韧性，却从未被人发现 。张艺谋成功挖掘了她的潜质，将这一切呈现在一个旧时代的传奇女子“我奶奶”身上。影片上映后，人们像发现奇迹一样，发现了一个东方女子的美，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影像天才：在张艺谋充满仪式感的镜头下，巩俐一次次地展现出欲望载体的迷惑和果敢。此后，他们在《代号‘美洲豹’》(1988)、《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秋菊打官司》(1992)中像一对天然的情侣一样工作着。张艺谋的片场向来都是谜语。而谜语的核心，是后来被叫做‘谋女郎’的女主角。随着他们两人一次次盛装出席各大国际电影节，这个没有国际明星的国度终于可以在巩俐身上托付自己的感性了。”

　　正如张艺谋在剖析自己性格时讲道：“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地做人。”张艺谋每一部成功电影都像一个生命个体释放自我的出口：“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地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 这种迸发投射到巩俐身上，我们记忆里留下了一连串带着嘲讽和宿命感的悲剧角色。它们像伤痕一样清晰，像罂粟一样艳丽。当年在香港拍《秦俑》时，张艺谋和巩俐接受蔡澜专访，时任嘉禾影业高级副总裁的蔡澜用“惊为天人”四字形容巩俐。10几年后的今天，二人再会，《黄金甲》的动作指导正是当年做《秦俑》的程小东。张艺谋感慨道：“我那时完全看不起他们的那个商业电影。演完了配音都没去。我说小东啊，后来想不到我也开始拍打戏，真的是……”

　　这十年发生了什么？张艺谋的“一根筋”时代终结，多元时代全面展开。日新月异的“谋女郎”替代了唯一的女主角；城市无赖、失学儿童、下岗工人、父母往事，张艺谋的视角从象牙塔里的传统文化过渡到更宽泛的社会现实；到《英雄》后进入商业时代，张伟平取代巩俐成为张艺谋事业的另一个支柱，二人联手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系列商业纪录，张艺谋再次成为中国电影方向的领跑者，并且从学院先生的争论对象变成了老百姓的餐桌谈资。巩俐时代的终结及其后张伟平时代的兴盛，不过是张艺谋在中国90年代后大时代发展轨迹下无可避免的生存之路，正像整个国家从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一跃进入90年代的功利主义，在今天知识文化界再度掀起80年代怀旧热的浪潮下，张艺谋同步拾回他青春梦的女主角。经历了《英雄》和《十面埋伏》两次大型商业洗礼的张艺谋，雄心勃勃地重塑一个宣言，巩俐和张伟平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他的同一部作品里，给艺术和商业全力以赴寻一个平衡点，就像《千里走单骑》里的高仓健最终摘下面具一样，《黄金甲》就是张艺谋期待摆脱大片时代孤独感的又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