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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娟说她现在掉很多头发，感觉压力
好大，胃口不好，她每天吃的东西很少。她的身子很虚弱，她说身上的肉都是虚的，和正常人不一样，为此她买了一盒阿胶补血口服液来补一下身体。到香港接父亲的骨灰回兰州，父亲单位的抚恤金以及住房问题都是杨丽娟一人在操办，腿脚不灵便的杨妈
妈多半是附和女儿的决定，偶尔出出主意。但比较起杨丽娟来，她的胃口还算不错，还略有心思梳妆打扮一下。
在一般情况下，母女俩很容易达成一致，但在这样的生活中冲突是免不了的。杨丽娟告诉记者：“当时在香港挨家寻找刘德华的家，就是妈妈的主意。”杨丽娟对妈妈总是拿以前记者采访时候说的话来说她很恼火，她说妈妈有天对她说，有记者采访她时问，出了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把杨丽娟赶出家门？她说妈妈总是拿这样的话来刺激她，她受不了。
宁租招待所不愿租平房
在徐天民看来，“杨丽娟是又可怜又可恨”。这个杨勤冀生前在兰州唯一信得过的人，至今还没有收到杨家欠他的9000元钱。他说，这一笔债等到杨老师的抚恤金发下来之后再说吧。据了解，按照国家的规定，杨勤冀10个月的基本工资，加上1000元的安葬费，加起来大约有18000元左右。
徐天民认为，杨家母女的正常生活轨道应当是租一个便宜点的房子，然后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而且他觉得600元的招待所太贵了。兰州的一房一厅的租金多在300到400元之间，稍微差一点的还有80~100元。他说，“曾经和杨家母女提过找一个省里单位盖的公房，那是平房，一个月也就80元到100元的房租，就是没有暖气，但到冬天生个炉子也就行了。”他还想着让杨丽娟去卖菜做点小生意过日子，“我当时跟她说我可以帮她去批菜什么的。”
但也许是还没有真正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徐天民认为的最佳道路没有被杨家母女接受。陶菊英告诉记者：“我们也看过一些房子，但一看都是楼道又黑又脏，还有之前是不是死过人，都得考察清楚。”而杨丽娟认为：“租一个房子400多元，然后还得买电水壶、碗筷、桌凳等生活用品，一样得花钱，算下来和招待所也差不多。”
徐天民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杨老师也算是解脱了吧。”他的眼前总会浮现起去年冬天，从北京回来站在他们家巷口的杨勤冀：穿着件旧西装和布鞋，在寒风中不停地发抖，一口牙全掉了。
性格的改变
不过，杨丽娟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在和记者争论的时候，记者说：“你能不能先听我说完？”她会微笑着说：“好，你先说。”而之前她的反应多半是叫嚣着说：“如果你理解我就不要说了，如果你还要说，请你出去。”她还向记者道歉：“上次撕掉你的采访本是我的不对，当时情绪太差了，你能理解吧？”在红旗招待所，在陶菊英谈到旅店“恶劣”的环境时，她会谨小慎微地提醒母亲小点声、太晚吵到邻居，甚至轻手轻脚打开门看看，以示歉意。
杨丽娟这两天发了两次脾气：一次是在网上看到某媒体对杨臣刚捐赠金额的夸大报道，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质疑记者。另外一次就是吃完饭打包的时候，责怪服务员手脚太笨，帮忙牵一下塑料袋都不会。第一次发脾气情有可原，第二次的火气也不大很快就消了，不需要别人“救火”。
杨丽娟仍然不能接受生活的改变，一旦发现别人想改变她，她就会翻脸。在接受好心人救助之前，她只会为一个问题思考很久，这个人是不是想改变她的生活，会不会在接受别人的捐助之后就要按照捐助人的要求去生活。
不愿回归正常轨道
虽然时至今日，杨丽娟母女仍不愿意回归到正常生活轨道，她们不愿意挣脱过去的生活，仍然要执著地走下去。只不过，走下去的目的，不再是追刘德华，而是要向刘德华“讨一个公道”。杨丽娟母女想状告刘德华，并且力所能及地收集着她们这两年来媒体上对她们的报道，特别是2006年3月27日，刘德华对杨丽娟追星“不正常、不健康、不孝”的回应。
“我们想讨个公道。我是我爸的女儿，我爸为我付出这么多，我能做多少是多少。”正因为如此，杨丽娟在离开香港的时候把父亲的遗书交到了礼宾府，希望礼宾府的工作人员把遗书交给“特首”曾荫权，她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特首’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很多事并不像媒体写的那样。”
杨丽娟最大的痛苦来自于精神。“我每天一觉醒来就觉得心里特别空，空荡荡的，马上想到唉呀我爸走了。虽然我很清楚知道他走了，但我内心接受不了。我说你再让我老一点，十几年之后，他再走。”她说，“我同爸爸感情真的很深，虽然我平常从来不会说什么爸爸我爱你之类的话，但他身体不好，他一感冒我就每天一定盯着他吃糖浆。”
“出家是最合适的出路”
对于未来的打算，杨丽娟说自己想得很清楚了。“让我去工作是不可能的，爸爸在的时候我都没工作，他走了我就去工作这样会被人家笑话。至于婚姻家庭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她说，她妈妈有这样的想法，但她觉得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她说，自己从小就没有什么朋友，也从来没有觉得孤寂。现在唯一能延续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出家，找一个清净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找一个清净之地，这是延续我生命的唯一道路，对我来说是唯一也最合适的道路。走其他的路走不好。把公道讨回来之后，也许那样我心里会好过一点，这个想法我有很久了。”在一次吵架之后，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陶菊英。陶菊英说，自己有低保补助，不用担心她，说“这样的话对我的孩子太残酷了”。
杨丽娟说，兰州这个地方，她不可能待下去了，认识她的人太多。她说：“以前没有媒体报道的时候，只是家里人有这个想法，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指责我的人太多。兰州这个地方，只要发生一点小事，大家都来看。”（邱敏
杜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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