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是报道的最后角度

　　记者手记

　　如果说杨丽娟14岁时候的那个梦，注定了这个家庭的悲剧的话，那当这个家庭的故事在大众传媒的传播之下，成为一个公众事件时，这个家庭的悲剧似乎一步步演变成为“闹剧”。这场闹剧到今天似乎又演变成了媒体的反思，特 别是对媒体本身过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反思，但他们真的在反思吗？我只想讲三个场景。

　　第一场景发生在2006年的3月。杨勤冀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媒体帮助的，他希望媒体能够帮助他们一家人实现“娃娃的这个心愿”。一开始他去找甘肃电视台，但电视台的保安很负责地把他们俩拦在了门口。于是他又想到了《兰州晨报》，两个老人家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家庭十几年的故事。“卖房卖肾卖掉一切去追刘德华”，以一个从业8年的记者从业务的角度判断，在今天没有一家面向市场的媒体会拒绝这样的一个故事。于是，晨报的记者给当事人杨丽娟拨电话，希望她能够亲自接受采访，报社可以通过把她的故事公布出去来帮助她见到刘德华。杨丽娟至今清楚记得，那个记者的话：“不就是刘德华嘛，又不是见总统，又不是摘星星。”

　　这一家闭塞地生活在自己小天地的人们是一心一意地认为十几年来自己走在一条正确而又正常的道路上，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故事出街后，他们迅速成了异类，成了社会传统价值的批判对象。随着全国各路媒体纷纷跟进后，一份由《兰州晨报》牵头，《南方都市报》、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等合作的写给刘德华的“请愿书”诞生了。在今天，这份“请愿书”被各个新闻界的专家教授们斥为“典型的炒作”。

　　第二个场景是刚刚过去的3月。当杨勤冀在香港跳海自杀，使这一出悲剧走向高潮的时候，回到兰州办手续的母女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这是媒体竞争最激烈的时段，同时也是媒体们反思过度介入的高峰，“追星悲剧的助产士”之类的评论和角度不断出现。媒体真的在反思了吗？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断人的，反思其实只是媒体新闻操作的一个角度，当杨家祖宗三代的隐私被原原本本挖干殆尽时，反思媒体的过度介入成了最后的角度。

　　第三个场景就发生在现在。一部分大声叫喊着治病救人的媒体们不见了，既然一开始就认定了杨家的悲剧起自心理疾病，那么为什么不从治病开始，却以一个父亲的自杀结尾？

　　住在红旗招待所的杨丽娟说，她再也不相信媒体了，她不知道哪个说的是真的，哪个说的又是假的；她说“我知道他们都是有目的的”。而陶菊英则说，“想通过媒体的力量来呼吁人们帮助她们现在和将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