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认为，当我们能够“动烟”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动所有的“剪刀”。所以，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头，就会发现这种净化标准变得越来越严苛，最后会对艺术创作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今天说我们不能抽烟，明天说不能喝酒，后天说不能说脏话。都去要求电影要变得非常干净，最后发现电影中连坏人都不能出现。所以，如果用这种过度净化的方式，将来电影创作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禁区，越来越多可能没法触及到的内容。
中国电影应该如何解决艺术创作与现实规范这对矛盾呢？尹鸿认为，首先，可以通过提示的方式，正确引导观众避免效仿。
一方面，应该尽量兼顾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和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一些缓冲手段，比如做一些提示，就像烟盒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过渡和提示性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其实这是艺术形象塑造的需要，不宜模仿，而且可能有些行为、有些动作会有害健康。
尹鸿强调，可以先通过这种提示的方式来做一些缓解，尽快建立相应的条例法规。
他说，总体上来讲，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通过分类引导，否则创作矛盾一直都存在。我们究竟是按低幼孩童、未成年人的标准去看一个电影，还是去按一个可以做出自主选择的、成熟的成年人的方式去看一部电影，它们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是现阶段中国转型中各种体系没有完全完成，互相不匹配、不协调带来的产物。所以，这个呼声可以帮助我们去健全法规和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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