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本书收集资料，马伯庸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谦虚的表示自己算不上知识分子，“只能算‘知道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做研究学术的大家，我顶多是论文能看得懂，知道有这么些事而已。”也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马伯庸曾将自己《显微镜下的政治生态——大明万历初年的徽州丝绢案纷争》一文的10万元稿费转赠给四位对他有帮助的历史学者。
另外对于《七侯笔录》，马伯庸直言这不算新书，是在大约十年前，因为一时好奇写过的一个有些奇幻色彩的小说，后来写了一半就没往下写，今年有时间了加了一个大结局，算是还愿。这部小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作为想象为载体，让他们和现代人彼此之间有一个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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