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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最初就是“想逃离土地”
“谁也想不到，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张抗抗。”阎连科说。1979年，张抗抗写了个关于“斗地主”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因为这部小说，出版社叫她去哈尔滨改稿子，小说出版后，出版社就把她留在哈尔滨工作
了。阎连科分外感慨地说：“我突然发现，原来写小说可以离开土地，唉呀，当时那个刺激太大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写小说，就像后来你们陕西作家路遥在《人生》里写的那个高加林一样，千方百计想逃离土地。”
阎连科到部队后，因为字写得好，就被派出去办黑板报，他常常也编一些“革命顺口溜”。新兵连有个指导员喜欢古诗词，看了几期阎连科出的黑板报后，就把他调到营部搞新闻。从此，阎连科开始玩命地写字、发文章，要“以写作改变命运”。“当时为了立功，我想尽了办法，发现厕所的灯泡闪了没人换，我写了篇《军营厕所的电灯怎么都不亮？》的读者来信，报纸也登了，正好凑够五次给记了三等功。”
但日光流年，一天天过去了。因为不能提干，阎连科就打算回家。那年，他所在的部队有个独幕话剧拿了全军第一，人才难得，当时一位领导大笔一挥，批了20个提干指标，而作为那个话剧编剧之一的阎连科都已登上回老家的火车，团里的干部坐着北京吉普车追，在即将开动的火车上见到了阎连科……而阎连科的命运也就此出现了转折。
从小在河南农村长大、有近30年军营生活的阎连科，生命之钟始终摆动于农村与军营之间，而阅世之久，也使阎连科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看法，他的作品也因此更个性化，更加沉重、深刻。“离开乡土我是无法写小说的，我对土地的认识和关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把自己彻底写垮了
阎连科生于农村，创作之路又从军营开始，这样的作家，对重大的现实题材总是高度敏感，兴趣盎然。比如，艾滋病，其中所饱含的死亡、苦难、无奈，甚至荒诞与隐喻，不仅与他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和批判精神相合，也有极大的文学开拓空间。
“写完这部作品（《丁庄梦》）后，我几乎是彻底崩溃，茫然失措，我感到了写作的无力。”阎连科说。去年8月底的一天，《丁庄梦》初稿完成，没吃中午饭的他，一个人从家里出来，沿着北京十三号线轻轨边上的人行道一直走，走到了一片空无人烟的荒野，坐在那儿独自发呆，薄暮时分，他才怅然若失地回到家里。
为了写出这部国内首部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阎连科说自己从1994年起就接触到了这个选题，还专门拜访过“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并深受震撼。“我永远忘不了老太太讲的一个细节，他们到卖血的那个村后，遇见血头在地头买血，有人卖完血后头晕，血头就把那人两腿倒提起来，摇上几下。听完这个细节，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阎连科还曾与朋友一起钻进一个村庄，不做任何采访，不拍任何照片，朋友以医学教授的身份出现，阎连科则“扮演”他的助手，去过七八趟后，村里人始终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进村后，村民讲就听，不讲坚决不问，后来，我们还促成了有关部门对这个非重点村的普查。”阎连科言下不胜唏嘘。
“相信每个故事都有一个最匹配的叙述方式、一种最匹配的语言，我必须找到。”阎连科称他的人生曾出现过灾难性的窘境，但都挺过来了。十余年来，他始终关注着人类生存的境况。“因为《丁庄梦》，我把自己彻底写垮掉了，我现在需要一种静心的创作状态，我已经答应了一家影视公司，把路遥的《人生》改编成电视剧，纯粹是想换一种写作方式，把自己从这种状态里解放出来，写作本身就应该像咱们抽烟、喝酒、喝茶一样自然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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